失去了健全的四肢，你還能坦然面對人生嗎？中山大學助理教授王致遠從小叛逆，不愛按劇本演出，老天爺卻安插了一場劇變在他人生中。沒被打倒的他，反而找到新的自己。
如果人生順利走下去，他會繼續在體制裡一邊打擦邊球一邊前進，升副教授、也許當系主任，然後升教授。
前年夏天，他和女友登山返家後，一場全世界專家都不知道的怪病，讓他昏迷了十天、住院三個月，挺過鬼門關，卻截掉了四肢，人生從此改變。
一年之後的去年九月，各大小媒體紛紛轉載《中央社》一篇標題為「截四肢重執教鞭 中山大學師生驚呼感動」的報導，報導中簡短交代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王致遠染病截肢，返校重執教鞭，樂觀熱血讓人感動。
新聞照片中的王致遠，短袖短褲，露出四個義肢，左手義肢上還很酷地套著iPhone。
簡短報導的背後，是長達三個月與死神和自己的拔河，是十次以上的病危通知，是很多次他問母親，為什麼不乾脆讓他死掉算了？
小弟和母親南下照顧他，「我自己心臟才開過刀，他阿姨也因為癌症動了大手術，我忙著照顧她，」王媽媽說，結果兒子又出事，「我像掉到了黑漆漆的深淵，很慌亂、很苦。」
為了就近照顧，王媽媽在醫院旁邊的小旅館住了一個半月，早晚探視，「有幾次突發狀況 （病危通知），接到電話我就衝過去。」半夜裡，街上沒人沒車，「我離開醫院，流浪漢不知對我講什麼，我嚇得半死。」
雖然有健保，但很多自費項目，要王媽媽簽，「不知簽了多少，拚命簽、拚命簽，無助又恐懼。」
電影般的情節轉折
染病當時，他看了兩、三次醫生，每次都說感冒，他便沒當回事。一天早上覺得不舒服，他再就診，醫生竟對他說，「你生命跡象薄弱，趕快轉診到大醫院。」
王致遠當下覺得很好笑，但還是去了，「我想大概吊個點滴就沒事了，」他到了急診室，「連檢傷的護士都不知道我來幹嘛的。」
沒想到一小時之後，狀況如電影情節般急轉直下，他開始呼吸困難，幾小時之後，他已經昏迷。肺部因為積水，整片變成白色，接著敗血性休克，引發多重器官衰竭。
為了保住他的命，醫生必須為他打升壓劑，調集全身血液保障內臟，四肢因此缺血，先變黑，再變乾。
醫院初期採用清創，「就是去腐肉留骨頭，希望能夠保住四肢，」整個令人驚悚的清創過程，他都親眼目睹。王致遠向記者描述清創的每一個細節和他的感受，「那時候感覺很好玩就對了，每天看著自己的手每兩天被割一次。」
直到那個時候，他還樂觀地認為，他的手和腳，有時間等候。但家人和醫生都清楚，沒機會了。當他必須面對截肢的必然時，他向家人說，「為什麼不讓我死了算了？」一直到截肢後、裝義肢，他都經常這麼想。他沒有大哭大鬧，「我只是默默的哭而已。」
「他醒過來之後，一直問我為什麼要救他，我說我捨不得，」王媽媽說，「現在能活著，很不容易。我很難形容我心中的苦。當我最苦的時侯，我告訴自己，最苦的不是我，是他。抽痰，插滿管子，像酷刑，他雖然沒有意識，但一直掙扎，我相信他一定很痛。」
手術後，有些時候他會向家人說一些情緒的話，「我能理解，但很心疼，」王媽媽說，「他問我，我有沒有覺得很倒霉？我跟他說不會，因為你是兒子。發生了，我就跟你一起面對。」
與死神拔河長達三個月，歷經逾十次病危通知，他多次問母親，為什麼不乾脆讓他死掉算了？
「面對朋友，我不輕易吐露我的哀愁。只有在沒人看到的地方，向上帝發洩。如果沒有信仰，我會爆炸，」王媽媽說，「軟弱過後，為了我兒子，我也要堅強地去面對。」
王致遠活潑好動，運動細胞不錯，保齡球、撞球、籃球都很好，拿過獎，還參加過省運短跑。「對一個那麼愛動的人，所有他有興趣的事全都不能再做，那是很大的挫折，」王媽媽語氣裡都是心疼，「那是把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條件給拿掉，」王致遠自己說，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應該可以把義肢運用到某一個很成功的程度。」
「但他有個長處，願意面對已經發生的事。展現在外面的都是他很陽光的一面，我以他為榮，他很勇敢，」王媽媽說。
到了義肢公司，王媽媽說，「他非常努力，從躺到站，都要受很大的苦，過程中一定有情緒。」
得怪病卻發現新的自己
臥病期間，學者和病人兩種身分，時常交錯主導他的心志。有時萬念俱灰；有時他又在想，切完四肢之後會是什麼樣子？「搞不好裝個義肢就可以打字，那或許是另外一種不同生命的開始，好像會很好玩的樣子。」
他到底得的是什麼病？「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王致遠說。他的血液送國內外檢驗，都沒有結果，因為那種細菌，從來沒有被登錄過，這類感染，全被籠統稱之為「非典型感染」。
受訪當天，他穿著和新聞報導照片中一樣的短袖短褲，不同的是，義手不見了。「喔，一隻被我摔壞，另一隻被我玩壞，送回國外原廠維修去了，」他口吻輕鬆，彷彿說的是一支手機。
「截肢把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條件給拿掉，」王致遠說，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應該可以把義肢運用到某一個很成功的程度，或許是另外一種不同生命的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理解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希望自己就算要死也死得明白。後來我已經不會想知道為什麼了，反而開始好奇我會如何、我該如何、我可以如何？比方幻想戴了電子手臂會變怎樣，」王致遠說。
他好奇沒手沒腳摔跤怎麼摔，好奇智慧手摔壞了會怎樣，「現在我知道了它摔壞會怎樣，」他的笑容裡帶著些孩子氣的促挾。
對新的自己，王致遠有了很多的新發現，他甚至發現自己「腦部長的已經跟別人不一樣了」，因此他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夠訪問史蒂芬．霍金，「看他腦子裡的活動是不是跟我很像。」
他從來不穿長褲掩飾義肢，解釋的口吻也很學者，「A、穿脫很麻煩。B、我希望別人看到我的不一樣。例如我可能動作比較慢，我可能需要座位。我現在走得太好了，萬一我走不好的時候，我搭公車，別人沒看到我腳不好，不讓位給我，我還要跟別人講說對不起，可不可以讓我坐一下，那我不如直接很明顯地讓你知道。」
不跟社會打仗，改跟社會溝通
王致遠從小叛逆，不喜歡像一般人一樣，按照最安全的人生劇本演出。
他不認同大學老師全都必須遵循重研究、輕教學、求升等的體制，寧可花很多時間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到國外學習、在中山搞翻轉教學。
「只要我們有事找他，他再忙也會放下手邊的事幫學生，有的時候還乾脆帶我們直接上圖書館，從架上拿書開講，」學生李彥邵說。
「我根本不在乎什麼升等不升等，」王致遠說。
以前的他，喜歡跟社會打仗。現在的他體認到，每個人都得用務實的方式，來和社會溝通。
靠信仰撐過南北奔波照顧病子的王媽媽說，兒子變溫和了。王致遠自己也說，對於體制、對於婚姻，他有了和以前不太一樣的想法。
對於制度，「某個程度上我必須配合，務實地在那個制度下，盡可能去做我自己覺得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對於原本他感覺疏離的「非典型」家人，「我重新去理解我們之間的關係，發現我跟家人之間其實情感是很密切的。」
病前的他，也不認同婚姻和一紙婚約，因此從沒想過和相交十七年的女友結婚生子。病中的他，主動要求和女友分手，「我告訴他，只要他的腦袋還在，我都不離開他，」在長庚任教的女友說。
女友寡言，王媽媽坦言和她不熟，「但我非常感謝她，如果有一天……，我會好好疼她。」
如今對於婚姻，王致遠說，「我逐漸意識到，一些儀式的意義。」
以前的他，喜歡跟社會打仗。現在的他體認到，每個人都得用務實的方式，來和社會溝通。（責任編輯：賴品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