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 109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出爐 5中山之光校慶表揚(中山新聞)
【校友服務中心提供】國立中山大學109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結果揭曉,本年度共選出5位傑出校友,分別為泰國納黎萱大學(Naresuan University)人文學院副院長何展傑(Jiranuwat Swaspitchayaskun)、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顏德和、總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絢貿、巴巴事業集團董事長黃烱輝、大方線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維鈞,11月14日將舉辦傑出校友頒獎典禮予以公開表揚。 109學年度學術卓越類傑出校友得獎人為社會科學院大陸研究所碩士班96級、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103級校友何展傑(Jiranuwat Swaspitchayaskun),現任泰國納黎萱大學(Naresuan University)人文學院副院長及校長辦公室學術創新顧問。何展傑獲得中山亞太所博士學位後返回泰國任教,研究領域聚焦於台灣與泰國文化相關研究,並投入台灣與泰國之深度交流與實質合作,促進雙邊學術與文化交流發展。106年促成本校與納黎萱大學簽署姊妹校,持續推薦師生至本校就讀博士班及華語課程。107年協助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泰國台灣教育中心在納黎萱大學開設台灣華語測驗考場(TOCFL),使得該校成為泰國第一所大學可以通用HSK(中國華文測驗)及台灣TOCFL兩種華語測驗標準。 工商菁英類傑出校友獲獎者為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顏德和 及總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絢貿。顏德和董事長為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職專班EMBA第18屆校友。他民國76年白手起家創立運錩鋼鐵,以「品質至上,誠信第一」為宗旨,踏實經營事業,96年獲經濟部金貿獎肯定,30年來打造不銹鋼事業版圖,商業觸角延伸至世界各地。顏德和掌握產業特性,推動公司轉型,並且重視研發,積極開發差異化產品,贏得廣大客戶的支持,105年公司股票成功上市掛牌。積極參與各工商業社團,擔任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高雄市總工業會等重要職務,擔任業界與政府間溝通橋樑,提升工業區投資及就業環境。此外,他也長年關懷公共事務,捐助政府救濟善款、偏鄉教育等,並熱心回饋母校,捐贈管理學院改建個案教室「厚德廳」,提供師生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總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絢貿為理學院化學系學士班78級畢業。民國82年創立總翔企業,應用化學技術於環保領域,專注儀器銷售服務,26年來努力打拼,100至106年投入1.5億台幣,跨足研發生產揮發性有機氣體(VOC)分析儀器。107年營業額近11億,為台灣最大集研發、生產並能行銷國際的儀器公司。胡絢貿以立足高雄,根留台灣,持續佈局全球市場,107年成立崴鼎農業,引進丹麥先進農業技術,發展智慧農業。108年成立總翔科學儀器公司,於高雄臨廣加工區生產水質檢測儀器。支持化學系不遺餘力,進用多位中山校友,培養為高階主管,長期捐助獎學金並引進業界資源,拓展學生產業視野。此外凝聚校友向心力,發起募款捐助學校、社團及系等活動。社會服務類獲獎人為巴巴事業集團董事長黃烱輝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在職專班EMBA第14屆校友。黃烱輝董事長民國77年從代銷業白手起家,轉戰建設公司、營造廠,整合上、中、下游產業,102年企業轉型為上市公司-欣巴巴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於與建設相關之行業,成就事業體為全國性建設。事業有成之餘,不忘行善回饋社會,設立公益信託巴巴慈善基金,長期捐助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婦女福利,並捐助社會救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及志願服務等慈善機構及活動。此外,他以中山校友為榮,認同中山大學校務發展理念,呼應南部醫療需求,以實際行動支持母校醫學院發展,捐建造仁武校區醫學教學大樓2億元,引領更多校友及企業支持挹注本校籌設醫學院發展動力。 文化藝術類傑出校友得獎人為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83級校友李維鈞,現任大方線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大方線索為提供遠洋鮪釣漁船延繩釣專業製造商,佔本地商業捕撈用釣繩釣線市場八成,也針對全世界各種不同的延繩釣繩/線市場需求供貨。李維鈞學生時期參與外文系大英劇演出,後經營企業與製造業成績有成,回饋母校每年捐款百萬支持外文系年度盛事大英劇公演。因其大力支持,大英劇延續傳統並壯大至今,提升學弟妹英語能力及藝術文化素養,也同時藉著英劇公演,讓全校師生及高雄市民認識百老匯歌舞劇,為後學樹立回饋母校的典範。 (公共事務組編修)
工商菁英類傑出校友: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顏德和(管院EMBA第18屆)
社會服務類傑出校友:巴巴事業集團董事長黃炯輝(管院EMBA第14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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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文章】法官、國民法官還是陪審團?談談「菁英決策」與「群體決策」(獨立評論@天下)
從決策科學來探討,或許也可以為台灣的審判制度提供一些建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2020-07-13/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 陳世哲 最近國內對於審判制度如何改革,有相當多的討論和爭議,是要採用「職業法官制」、「國民法官」的參審制度,或是素人的「陪審制度」好呢? 據報載,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在跟蔡總統討論司法改革時,總統表示「人民如果沒有法官一起討論,人民可以審判嗎?能夠裁判嗎?如果陪審無罪,比較多的話,怎麼辦?人民會接受嗎?如果人民認為這個案子應該有罪。那如果陪審的9個人說無罪,那樣他會罵誰?罵我通過的這個總統及民進黨。」也就是蔡總統表達了對「陪審制」的疑慮。 在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中,香港特首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訪問時則說:如果特首普選採公民提名,那麼香港社會的最大部分群眾,也就是「窮人」,可能主導選舉。可以看出,他也不相信一般民眾具有可以治理香港的能力。梁振英相信的是菁英決策,認為只要少數菁英,就可以為香港政府謀求最大的福利,並不需要廣泛的民眾參與。兩種不同的決策方式 在討論審判制度之前,我們先來談談什麼是菁英決策和群體決策,它們與審判制度又有何關係。 菁英決策是指:少數具備知識的社會菁英,可以為大眾做出最佳、最正確的決策。我國現行的「職業法官審判制度」,就是一種菁英決策。群體決策則是由多人共同參與決策,以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參審制度」與「陪審制度」就是不同程度的群體決策。 很不幸地,過去幾十年來,我國採用這種菁英決策的職業法官審判制,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同,所以才有改革職業法官審判制度的呼聲,想要改成群體決策。 接下來,我先舉幾個有關菁英決策與群體決策在決策科學研究的例子。再來看看我國審判制度應該如何走。群眾比菁英更有智慧 索羅維基(David Surowiecki)在《群眾的智慧》書中舉了一個例子。高爾敦(Francis Galton)是一個年老的科學家,他一生的研究和結論都是:只有極少數人具有讓社會維持健康的優良體質。 他相信,只有將權力交給經過挑選的少數「優良品種」手裡,這個社會才能夠成功發展。 高爾敦在85歲的時候,去參加一個英國的家畜展覽,展覽中有一個賭注遊戲,讓大家下注猜猜,一頭牛在去除內臟後還有多少重量?猜中的就可以得到大獎。很多根本不懂牛的人都來參加比賽。那一次,下注的總共有800人,其中有787個是有效的投注,而他們預測牛的體重,平均是1,198磅。最後公布答案,這頭牛的重量是1,197,只差了1磅!在場所有預測的787人,沒有人預測得比這個數字還要準。大受震撼的高爾頓在Nature(自然)期刊中寫到:「群眾的判斷幾乎是完美的。這就叫做群眾的智慧。 」自此,高爾頓改變了他對於菁英決策的觀念。 很顯然地,上述這個例子是認為群體決策的品質不會比菁英決策要差,甚至可能比菁英決策品質要好。放在現行的審判制度來講,這些研究應該是支持群體決策的陪審制度。支持者認為,認為陪審制度比職業法官制度能做出更正確的決策,也就是說正確的決策不能依賴少數的社會菁英。 但是,並不是所有決策科學的研究都認為群體決策具有這樣的能力,我們再看看另一個不同的研究論述。群體決策可能帶來更不理性的決策 Richard Wiseman在《怪咖心理學2》提到,心理學家做了數百個實驗,都在研究個人決策與團隊決策的比較,那種型態會做出比較好的決策?James Stone在1960年代,是這問題的第一個主要研究者。他想要知道,群體是否會做出比較冒險的決策? 他的研究發現,群體決策通常比個人決策的風險高出許多,他們的決策是比較無法預測的。有時候群體決策會更保守,有時候則會更激進。也就是說,三個臭皮匠不一定勝過一個諸葛亮。群體決策也常做出不理性的行為,導致決策更加極端化。這稱為團隊極化(group polarization)。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群體決策其實有非常大的缺點。以現行審判制度而言,從這個角度看來,菁英決策的職業法官制度會比群體決策的陪審制度更能做出正確決策。 以上兩個例子成了明顯正反的對比。心理學還有許多的研究實驗,基本上,菁英決策與群體決策兩者各有其優缺點。不過,既然我國現在採行的職業法官制度受到民眾質疑,對菁英決策有疑慮,司法必須改革以取得民眾的信任,那麼群體決策的陪審與參審制度就變成另外的選項了!陪審制度成功的要件 索羅維基(David Surowiecki)指出,並不是所有群體決策都會成功。群體決策要成功必須要依賴四個主要要件,我們把它套用到陪審團制度來看,陪審制度成功與否必須依賴以下幾個成功的關鍵: 第一是「意見多樣化」 ,代表陪審員來源多樣化。就是每個陪審員都有不同的背景(例如不同職業、學歷、性別、年齡、種族等),所擁有的社會閱歷以及知識也就不同,這樣才能對已知的資訊進行詮釋。陪審團在聽訟過程,都可以依據自己經驗來詮釋他們的想法與認知。如果要達到多樣化的目標,就是在挑選陪審員的過程,檢察官、律師與法官都要非常仔細,排除不適當的陪審員,確保陪審團的決策品質。台灣法官最為人詬病之一就是法官的生活經驗不夠廣泛,導致判決無法銜接人民的情感,陪審制度正好可以彌補這個缺陷。 第二是「獨立性」 。陪審員在進行決策時,不會受到他人影響,每個人都必須要有獨立思考以及溝通協調說服的能力。當然,經正當過程挑選出的陪審員彼此互不認識,但是不認識並不代表每個人就一定可以獨立思考或說服別人。在電影《12怒漢》(12 angry men)中,8號陪審員獨排眾意,挖掘真相,說服其他陪審員,這是陪審員獨立性的表現。 第三是「分權」 ,是指每個陪審員都能依據自己所選擇的資訊做判斷,不是由上到下的指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因為陪審員沒有上司下屬的關係,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發言,沒有層級(hierarchy)之分,應該更能夠不受其他陪審員影響,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聽訟過程來判斷結果。 第四是「集合性」 ,要有一個機制,將陪審員的私人意見轉成集體決策,這需要有清楚而且一致的法規,才可以提供陪審員一個決策的平台。 這四個要件,是群體決策能夠成功的最主要因素。缺少一個要件,群體決策的陪審團制度都很難成功。也就是如果要成就陪審制度,這四個要件在制定法規時,就必須逐一檢視。否則陪審制度最後也是會走到跟職業法官制度一樣不被民眾信任的結果,最後還是以失敗收場。良好的制度設計才能讓運作順利 最後,美國人權律師Bryan Stevenson在youtube的演說中提到,美國是採用陪審制度的國家,根據統計,他們在9個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就有1個事後被證明無罪後釋放。這是一個驚人的失誤率。又有誰能夠保證台灣施行陪審制後,就一定可以解決司法冤獄的問題,而且比美國做得更好?沒有一種審判制度是完美無缺的,端看制度的設計是否周全以及人民的素養。如果這些條件沒有達到,不管採用參審或陪審,最後也是徒呼負負。 筆者不是法律專家,但是從決策科學的研究,提供現行審判制度不同角度的思考。縱使現行獨立法官制度不被民眾信任,難道法官獨立審判制度就沒有可以改進的空間嗎?如果選擇群體的參審或陪審制度,我們司法當局是否真的已經準備好了? 制度的選擇,不是這個不行,另外一種制度就一定可以,同樣地,職業法官制度不受人民信任,是否可以檢討原因,去追究這些原因,並進行改善?筆者並沒有偏愛哪種審判制度,只是就研究來看,就像前面論述的,菁英決策與群體決策各有優缺點,端視兩種不同決策方式的環境配合。如果環境配合措施沒有做好,任何一種制度最後還是會被人民所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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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振興券」或「三倍券」? 陳世哲:名稱影響消費意願(中山新聞)
2020-07-15/中山新聞 【校園記者吳亭瑩採訪報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行政院為活絡國內經濟,推出振興三倍券,今(15日)起開放領取,希望透過每人支付1千元,換取3千元的票券來促進消費。從七月一日至今,預購「三倍券」的人數已破千萬人,命名方式也引發討論。對此,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陳世哲指出,「三倍券」的命名方式其實與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有關,且會影響民眾的消費意願。 人力資源經濟學是陳世哲特聘教授的研究專長之一。他表示,心理帳戶是行為經濟學的概念之一,意思是人會根據金錢的來源、存放方法與花費方式的不同,自動將金錢歸類並賦予不同價值。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Nicholas Epley的研究為例,兩組學生各獲得50美元,一半學生被告知這筆錢是「退稅款」,另一半學生則被告知是「額外紅利」。實驗開始一個星期後,「退稅款」組的學生平均花了9.55美金,「額外紅利」組的學生卻平均花掉22.04美金,受測的結果呈現截然不同的差異。 陳世哲教授分析,對於「退稅款」,民眾多半選擇將它存入銀行,因為大家會覺得「退稅款」原本應該就是屬於自己的,政府只是把它退回來而已。但是對於「額外紅利」,民眾會視這筆錢為天外飛來的小確幸,多半會選擇拿這筆錢去旅行、渡假,抑或是購買平常不會購買的東西。 若以薪酬管理的角度切入,「獎金」和「薪資」也可以應用於心理帳戶的概念。獎金會被認為是額外的紅利,因此更有可能被花掉;相對的,薪資則會被人們認為是日常生活的開銷,會較為謹慎、節制地使用。 過去政府也曾發放3600元的「消費券」,如今三倍券改名換姓,捲土重來。陳世哲教授認為,無論是「振興券」或是「三倍券」,若要追求最佳的政策效果,應該要使民眾有「意外之財」的感覺。如此一來,民眾不會認為票卷是從自己繳納的稅金中退回的。「在景氣不佳的時候,要民眾額外掏錢消費非易事,因此政府需要確實搔到癢處,激發民眾購買慾才行。」 (公共事務組編修)
陳世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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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人才培力進行式 中山管院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中山新聞)
2020-07-15/中山新聞 【公事所/管理學院提供】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與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共同舉辦「CSR教師共識營:趨勢與實務-大學端如何打造CSR領域人才?」以「企業永續與地方創生」共學群教師及管院教師為主要參與對象,並以教師共學促進跨域交流為宗旨,藉由業界講師分享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趨勢議題,使教師未來能於課堂中傳遞學生CSR知能,以培養學用合一的人才。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也與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CSRone簽訂合作備忘錄,希望藉由這次的產學合作,結合大學社會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由大學培育CSR人才進入企業,於企業發揮社會影響力。 全球氣候與資源連年嚴峻變化,企業營運的思維逐漸從獲取利益調整為永續經營念,「社會責任」躍升為企業、大學乃至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此次CSR教師共識營邀請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李宜樺執行董事、陳子豪經理,以及CSRone陳厚儒總監蒞臨分享。李宜樺執行董事深入淺出地介紹國內外企業永續及CSR趨勢。她表示,企業從過去以賺取最大利潤為目標,到現在強調利己利他的企業社會責任,未來企業追求永續經營則更應著重於辨明ESG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環境、社會、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及氣候變遷等議題。而席間針對教師提問,關於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是否適用於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她也建議,大學撰寫社會責任報告書時可更著重於揭露校務基金投資方向,以公司CSR的表現為參考依據,間接推進綠能、低碳及永續。 擁有環工背景的陳子豪經理則分享企業在氣候變遷下的調適與因應作為,他提到,全球暖化、極端氣候造成的水災、旱災,其實深深影響著各行各業,環保永續意識抬頭,不少投資人採取行動,關注投資企業的減碳行為及揭露,甚至撤資造成高排碳的企業。因應而起的是世人對於企業揭露氣候對財務績效影響的關注,G20央行要求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發布「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供企業更有效管理與監督氣候造成財務影響,近年眾多企業也陸續將TCFD納入揭露架構。 CSRone陳厚儒總監表示,以往企業針對社會責任,多以一次性捐助為主,而學校對於社會責任的認知也有不小落差。但近年來無論是學校及企業,對於自身之於社會,以及對社會責任的意識皆有所提升。陳厚儒也提到,企業愛用的CSR人才應具有當責性、前瞻性、有創意且善於溝通,如此才能協助企業辨明風險、妥善整合部門資源以及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針對大學可在CSR議題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兩家公司合作方向,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黃三益院長認為,作為研究型大學,可以將管院的研究能量整合,結合學界的教學長才與業界實務,以培養具有CSR觀念的人才。管理學院郭瑞坤副院長則表示,CSR議題越趨重要,越來越多企業渴求具有CSR背景或知能的人才。藉由這次教師共學的契機,期盼與會教師能於後續轉化於課堂內,授予學生相關知識,培育CSR人才。 (公共事務組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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